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建构，本质上是一个通过传播和实践，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这一话语体系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建构逻辑贯穿于中国的政治治理、社会治理与文化治理三大层面。而农村治理实践则是其建构的重要场域之一。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这一话语体系的乡村建构与传播中发挥着引领作用，而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的建立则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这一话语体系在农村的传播渠道已呈现多样化，但其传播的实效性有待提高。因此，可通过完善农村基层政治治理机制、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农村基层文化传播机制，来推进并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路径。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网络时政新闻接触如何影响公众对腐败治理绩效的感知，以及该影响存在何种异质性，并探讨影响的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网络时政新闻接触显著增强了公众对政府腐败治理绩效的正向感知，这一正向效应随公众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对政府信任度的提升而增强，且农村居民对腐败治理绩效的感知比城市居民更加积极；第二，网络时政新闻接触主要通过制度性权威建构与个体社会参与强化双重路径发挥作用，前者以媒体信任提升为中介强化公众对腐败治理绩效的积极评价，后者通过增强自我效能感促进公众对腐败治理绩效的正向感知程度。据此，构建网络时政新闻领域的“内容生产—渠道分发”二元结构、构建媒体问责机制、建立“参与—反馈—回应”闭环系统三重治理路径，最终实现通过规范网络时政新闻传播提升公众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准确感知与理性评价的核心目标。
以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基于我国2010—2023年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助力城乡信息壁垒的破除、促进城乡间要素流动、提升城乡科技创新能力等内在途径促进城乡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城乡融合的提升效应在生产要素高聚集地区和高行政等级城市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建议进一步完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结合区域要素禀赋实施差异化的公共数据开放策略，强化数据赋能城乡信息共享，促进要素流动。
基于2005—2019年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个体创业的效应和机制。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个体创业的概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当供应链韧性水平较高、创业金融环境完善以及市场进入壁垒较低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个体创业水平的负向影响会得到缓解。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生存型创业、中期创业、成熟期创业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机会型创业、初期创业和创新型创业的影响不明显。为此，提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发展内循环、优化金融环境、采取差异化创业支持策略等建议，以提高个体创业水平。
传说依托于景观而传世，景观是传说展演的物质化载体，二者往往呈现相互依附、相互建构的静态关系。但在景观形态发生改变后，景观与传说则呈现同生互构的动态关系。“同生”强调二者在历时发展中的共生性，“互构”表明二者呈现共时层面的相互塑造机制。“石老人传说”的传承与发展是景观与传说同生互构的典型案例。通过对“石老人”海蚀柱景观坍塌前后“石老人传说”状况的分析可知，在景观坍塌后，传说并未消逝，而是在原传说基础上形成了新叙事，实现了对景观空间的符号化重构与记忆重塑。在数字技术背景下，传说与景观的共生关系呈现虚拟化、交互化的新形态，为口头文学的活态传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保护提供了新路径。
移动出版现行内容推荐方式中，基于“用户数字阅读痕迹”的推荐忽视了场景对用户需求的影响，基于“用户共性场景”的推荐则忽视了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在场景理念的深度赋能下，移动终端作为场景识别和智能推荐的技术载体，定位系统解锁移动阅读下的实时场景，传感器搭建用户行为、生理与心理数据的桥梁，社交媒体构建场景兴趣关系网络的向心力，大数据为场景化推荐服务提供原始资源，人工智能则整合并增强这“场景五力”的能力。由此，基于“用户个性场景”的内容推荐方式应运而生。此推荐方式下，编辑应坚持全天候、全方位的场景服务理念，注重“共性+ 个性”场景的共生运用，精心设计产品以发挥移动场景下的内容价值，多途径获取数据和技术支持，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和深入思考，从而延伸场景推荐服务。
孔子提出“郑声淫”“放郑声”等命题后，两千多年历史发展中，“郑声淫”内涵与所指争议纷纭。对诸多阐释作以历史考察，代表性观点可概括为四种。一是郑声之“淫”在情色；二是郑声之“淫”在声律；三是郑声之“淫”在诗、声皆俱；四是郑声为“新声”。由此可以认为，郑声即“郑卫之音”，应为“新声”，但与《郑风》《卫风》非全无干系，孔子所言郑声之“淫”，重在言其声乐背离雅乐，但也包含着乐、诗、舞皆“淫”的意指。乐“淫”不单在声律过正，也在于乐器、技巧的过繁；诗“淫”不单在色欲表现，也在于情感抒发的失正；舞“淫”则在于女乐、俳优的使用。
系统化数据合规“硬法”的缺位与高昂的合规成本，使中国企业难以有效建立数据合规制度。欧盟GDPR的“认证—合规”模式通过“准政府式双重监管”机制，以数据认证验证企业所建立的数据合规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在解决上述问题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当前，中国数据合规和数据认证制度的分立，导致了数据合规的激励不足、有效性受质疑等问题，而“认证—合规”模式恰能以其激励相容属性有效弥合制度分立所产生的问题。因此，在数字中国建设的背景下，有必要明确数据合规治理的目标，推动治理理念从“多元治理”向“元治理”转变，并将数据合规与认证制度加以整合。尽管中欧在治理方式、理念和法律规范上存在差异，但GDPR模式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目前，中国现有规范尚难以对上述整合模式提供充分支撑，亟须通过立法构建与该模式相适应的法律规则。在整合过程中，应将数据认证纳入“互信互认机制”之中，并以“数据安全分级分类制度”为基础，针对涉及一般数据、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的数据处理活动，分别实施相应的一般性认证、强制性认证以及国家机关检查。同时，必须加强对认证机构资质与认证流程的全程监管，并明确违规认证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企业信用修复是社会信用法治化建设的核心环节，但因其长期陷入“形式合规”困境，既难以从根本上提升企业“实质诚信”水平，也无法有效解决信用修复后企业失信行为的反复发生问题。因此，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选取有代表性的广东省、安徽省、四川省和辽宁省各30家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分析信用修复对企业盈利能力和失信频次的影响。研究发现：信用修复虽能显著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但对降低企业失信频次无显著作用，这表明企业若存在“形式修复”的异化倾向，会削弱信用修复的效力。基于行政法比例原则和民法诚信原则，提出了“三维修复基准”和“四级修复体系”的制度框架，旨在构建“公权力机关—技术平台—社会主体”三元共治体系，推动信用修复从“形式合规”转向“实质诚信”。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是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重要纽带。从既有相关研究成果来看，目标协同被视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基础，其核心在于化解高校与企业的诉求差异；制度协同依托政策法规与制度安排，为多元主体的协作提供规范化保障；实践协同则通过校企合作载体，将教育教学与产业实践紧密衔接，以促进人才培养过程与产业需求的动态对接。既有研究虽在目标、制度、实践三个维度对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展开了多层次探讨，但总体来看呈现碎片化与零散化特征，难以为实践提供系统性指导。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实践中，校企双方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存在差异，协同育人的运行规则和保障体系尚不健全，这些因素导致校企目标冲突、信息不对称、权责不清等障碍交织出现，制约了协同育人的有效推进。应对上述挑战，亟须通过健全运行规则、搭建沟通平台、完善法律法规等措施，提升协同育人的制度化水平与可操作性。在这个过程中，国外经验具有重要参照意义。德国“双元制”、澳大利亚TAFE体系及美国合作大学模式等蕴含的“制度保障、主体协同、需求导向”的逻辑，为我国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实践提供了参考。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耦合知识生产与商业化、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首要模式选择。借助演化博弈研究范式，通过识别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涉及的利益主体，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的动态演化模型，展示该系统在企业与学研方创新能力不对称情景下的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无其他因素干预下，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可能演化至三类情景，且各类主体初始参与意愿并不能显著改变其演化结果。政府激励及利益分配系数是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演化的关键因素，且对企业与学研方的策略选择存在差异化影响。因此，政府应重点关注企业与学研方利益分配系数，有条件地选择正向或负向激励，以提升企业与学研方参与协同创新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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