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密码，体现为善于把握历史规律和大势、勇担历史责任等精神品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向史而新。新时代弘扬历史主动精神，要着重把握好其学理的三重属性。基于共质性，应当在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整体样态中感悟精神伟力；基于同源性，应当在接续历史主动精神的源流中增强奋斗动力；基于拓展性，应当在拓展精神世界的新范畴中汇聚复兴伟力。在深化学理认知的基础上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深刻感悟其价值来源和价值品格，有助于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奋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
剖析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特质和实践路径，有利于系统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逻辑与发展动能。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蕴含以开拓创新为动力源泉、以独立自主为实践准则、以开放包容为价值导向、以合作共赢为目标追求的理论特质。在实践维度，坚持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需从四方面着力：一要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塑造自信自立的大国形象，二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彰显守正创新的大国气派，三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承担立己达人的大国责任，四要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践行同舟共济的大国担当。
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土地征收可能使失地农户对故土表现出强烈的依恋，由此引发农户在多个维度上的相对剥夺感。针对地方依恋与相对剥夺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一问题，以既有理论成果为参考，构建以地方依恋为自变量、负向期望失验和不公平感知为中介变量、相对剥夺感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依恋对相对剥夺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负向期望失验和不公平感知在地方依恋对相对剥夺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地方依恋通过负向期望失验和不公平感知的链式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失地农户的相对剥夺感。基于此，需从完善补偿安置制度、保障结果分配公平，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强化互动过程公平，严格规范工作制度、提升工作程序公平等方面着力降低失地农户的相对剥夺感，促进乡村旅游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针对体验经济时代旅游者由服务接受者到价值共创者的角色转型，以青岛啤酒博物馆为案例地，从环境契合度的角度出发，探讨工业旅游情境下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旅游者-环境契合度由认知契合、资源契合、服务契合、功能契合、涉入契合和价值契合6个维度构成。为揭示旅游者价值共创行为的驱动机理，构建了“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心流体验/关系质量→旅游者价值共创行为”的双中介模型。实证检验表明，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对心流体验、关系质量、旅游者价值共创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心流体验对关系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质量对旅游者价值共创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心流体验对旅游者价值共创行为虽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中介检验结果显示，关系质量在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心流体验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心流体验→关系质量→旅游者价值共创行为的链式中介效果不显著。因此，建议青岛啤酒博物馆等工业旅游地从强化旅游者环境契合度、提升关系质量和构建价值共创场景三个方面激发旅游者价值共创行为，完善自身发展。
基于2009—2019年中国46个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旅游城市韧性水平，并运用变异系数法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同时采用地理探测器进行旅游城市韧性水平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第一，旅游城市韧性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旅游城市韧性的子系统来看，生态韧性、文化韧性发展呈现下降趋势，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呈现“U”型趋势，基础设施韧性呈现倒“U”型趋势。第二，从空间维度来看，东、中、西部旅游城市韧性水平时空分异显著，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分布格局，中低韧性水平的旅游城市数量居多。第三，从影响因素来看，不同时期影响旅游城市韧性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存在差异，旅游城市韧性空间分异并不是单一影响因素驱动，而是多个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全方位提升旅游城市韧性水平，根据不同旅游城市韧性水平的发展特点，采取不同推进策略，通过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灵活实施机制提升旅游城市韧性，以促进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
运用核密度估计、平均最近邻指数、协同区位商、两步移动搜索法，分析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与人口分布的空间适配性。结果表明：第一，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居住单元整体呈现多中心集聚特征，但中心城区与边缘城区核密度差异明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与居住单元的集聚规模和集聚强度不同，两者协调性不足；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点要素和居住单元点要素趋近于离散分布，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对人口分布的单向性影响较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与居住单元的适应性较差。第二，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与人口分布的非匹配特征明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与人口分布存在“失配”和“错位”现象。因此，从推进差异化建设、推进均等化配置、强调供需匹配、提高可达性、实现多元供给等方面，提出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与人口分布空间适配性的建议。
近期，数起男性教师针对女性学生的性骚扰事件接连曝光，揭示了我国高校反性骚扰法治的诸多缺陷。当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0条为主，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机制，难以有效应对校园内发生在师生之间的性骚扰行为。我国高校反性骚扰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有法规而无配套制度、有规则而无实质落实、有惩处而无相应救助。为此，我国应尽早完善高校反性骚扰法治的机制，在国家层面颁布“性别平等促进法”，在教育部层面出台“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性骚扰行为办法”，在学校层面各自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伴随着全球供应链的本土化和区域化转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已将供应链的安全性和自主性视为首要战略考量，以应对全球供应链因高度相互依赖而引发的“断链”风险。由于芯片产业处于技术竞争的核心地带，美国于2022年颁布了《创造有利半导体生产的激励措施与科学法案》，其目的是通过政府补贴美国本土芯片制造业重塑全球芯片产业链布局。然而，该法案关于芯片产业激励措施构成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下的补贴定义，虽然难以构成禁止性补贴，但符合可诉补贴的构成要件，违反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义务。我国等受该法案影响的WTO成员应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完善贸易救济法律体系，依法维护芯片产业的正当合法利益。
作为一种视觉政治新工具，Sora为网络政治传播治理的变革提供了可能维度。Sora凭借影像生成优势驱动传播视觉智能化转型，可能推动网络政治传播治理方式革新，表现为视觉呈现促进政治信息有效触达，高度拟真支撑政治决策科学准确，模型优势推动治理进程流畅高效。Sora嵌入网络政治传播治理，通过赋能和赋权，实现主体能力的跃迁，促进网络政治传播治理主体的重塑。Sora技术实践同样存在多重风险，包括深度造假引发真相议题认知困境、信息过载导致政治信息接收倦怠、影像操纵致使政治舆论引导难题。因此，需要改进网络政治传播治理措施，通过技术层面的研发创新与算法可释、监管层面的信息审查与法规完善、伦理层面的人本回归与价值注入，助力Sora负责任治理目标的落实，推进Sora类技术应用下的网络政治传播治理生态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土电影通过对城乡景观的影像化建构和文化反思，以其敏锐的触角捕捉乡土社会的动态变迁，承担起书写当下社会现象的重任。《乡音》《秋菊打官司》《隐入尘烟》是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乡土电影，三者在叙事主体形象、城乡影像表达、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等方面呈现出中国乡土电影创作理念的发展变化，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多维图景与深层矛盾。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实空间中城市空间无限膨胀，使得乡村空间一度处于危殆状态中。而新生代导演李睿珺的影片序列共同构筑了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图景，其影像从物质空间、想象空间、第三空间三个维度书写关于传统乡村的记忆。物质空间聚焦代际之地（如房屋、土地、坟墓）对个体记忆的承载功能；想象空间揭示“无根”的焦虑与精神原乡的追寻，展现乡村文明消逝的困境；而电影影像作为第三空间，通过远景、全景镜头及长镜头留存传统乡村的时空痕迹。李睿珺导演的创作不仅以影像对抗乡村记忆的消弭，而且经由个体记忆激活地域身份认同，借助集体记忆强化民族身份归属，为乡村文明在现代化洪流中提供了存续的影像档案。
利用ArcGIS 10.7地理信息系统的分析工具，探究藏彝走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藏彝走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分布与空间聚类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在数量分布上，非遗主要分布于四川和云南，集中于阿坝、甘孜、凉山和大理，表现为“东多西少，南密北疏”的分布态势；在空间聚类上，南部、东部和东南部形成极化区和高密度区，呈现“一核两带多片”的聚类格局。2.十大类别非遗项目的分异特征为，知识传承和技艺型非遗呈现“大连片、高聚集”分布特征，艺术表现型非遗呈现“广分散、小集中”分布特征，文化实践型非遗呈现“多点分散、个点聚集”分布特征。3.六批次非遗的时序分布表现为沿西南-东北方向的空间集聚特征，并呈现东-南-西北的方向性转移轨迹。4.在单因子作用中，人文环境因子比自然环境因子的影响作用更稳定，其中交通路网影响强度显著，河流水系影响强度微弱；在多因子交互作用中，交通路网与社会经济、人口数量相交的促进作用最强，呈现双因子增强效应。基于研究结果，建议构建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实施差异化保护与开发策略、推动非遗与现代产业融合，从而实现藏彝走廊非遗文化在多元共治、整体联动与产业赋能模式下的高质量发展。
饮食制作总是容易被审美化而忽略其“劳动”属性，流利的烹饪技艺展示着动作的美感，却也遮蔽了劳动者的体力消耗与精神疲惫。在葛亮的《燕食记》中，饮食及其劳作具有鲜明的重复性。在重复性的文本结构与时间框架中，《燕食记》中的饮食制作者在劳作的重复和间歇性变化中形成一种合理化的“自我剥夺”。在此基础上，饮食的重复劳作加剧了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剥夺性”等级关系，并通过身份与食物的联结扩展到性别和家庭内部。与饮食的劳作相对应，饮食的品味模仿和通过模仿所进行的身份建构则体现出饮食消费中的等级性。而作为一种以身份联结为基础的文化载体，饮食的消费在特殊年代可以激发出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的力量。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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